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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正道在大同******

　　【年终特稿】

人间正道在大同

——维护全球安全和人类福祉的中国态度

　　作者：关国平

　　风起云涌，春去冬来，2022年的世界很不太平。

　　欧洲大陆硝烟升腾，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消退，全球粮食能源问题凸显，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以前所未有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深刻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剑与犁，义与利，机遇与挑战，偶然与必然……杂糅汇集于百年变局的洪流之中。

　　持续中的俄乌冲突，是冷战后国际地缘政治现实的冷酷延伸——超负荷多年的博弈之弦最终承压断裂。动荡冲突之际，“全球北约”“平行世界”“新铁幕”等美西方奇谈怪论此起彼伏；雨横风狂之时，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强权政治等本应沉寂的概念借势起舞。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冷战结束30年后，动荡与危机令世人警醒：在全人类共享的这个星球上，安全出了问题，发展正受到威胁。

　　满川风雨看潮生。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新理念和新路径。

　　“全球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今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再次论及全球安全倡议，深刻阐明安全之于发展的重要性，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凝聚东方智慧和大国情怀，全球安全倡议牵挂人类福祉，聚焦安全痛点，反映世界共识，引起普遍共鸣。

2月27日，在罗马尼亚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锡雷特边境关口，乌克兰女子在帐篷外打电话。新华社发

　　百年变局中的危情怪象

　　欧洲粮仓，沃野千里。延宕了十个月的俄乌冲突严重消耗了双方的战略资源，并产生难以估量的溢出效应。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安全危机带来的冲击从来不限于“震中”，也从来不限于“安全”。

　　粮食告急，油价飙升，通胀高企……欧盟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攀升，10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10.7%，再创历史新高。欧盟委员会2022年秋季经济预测报告称，欧盟、欧元区和大多数成员国经济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陷入衰退，明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将继续萎缩。在欧洲之外，俄乌冲突已经造成全球粮食短缺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不少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更是跌入极度贫困和饥饿艰况，破产和动乱的幽灵抵近徘徊。

　　两国相持兵不解，会应俱碎似连环。从来战火无情，何况俄乌冲突的影响，已不只是两个当事国家之间的“连环”，还在全球形成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

　　实现和平，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关切，也是维系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关键。面对俄乌冲突，中国一直从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站在公道的一边，并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

　　当下寒冬已至，第聂伯河冰封千里，而俄乌冲突依旧僵持不下。冲突双方将在战场继续厮杀，还是走向谈判桌？人们不得而知。但世界仍然在期待，冬季的天然止战效应，能让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找到出口。

　　1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通电话时表示，中方坚持主张劝和促谈，认为危机长期化、复杂化不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支持欧方展现战略自主，引领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实现欧洲大陆的持久和平和长治久安。

　　要灭火，而不是拱火——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期待。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元首，印尼总统佐科曾先后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他表示，尽管外部形势仍然艰难，但走向和平解决和公开对话仍然很重要，他愿意帮助两国领导人“架起沟通的桥梁”。

　　访问彰显了佐科总统务实的外交立场，与恪守客观公正的中国主张一样，代表了世界多数国家支持劝和促谈，主张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势的愿景。

　　然而，与国际社会普遍愿景相悖，美国与北约至今完全无意推动终结这场冲突。在前期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的基础上，12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公布了总额450亿美元的《2023年追加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这将是美国迄今数额最大的一笔援乌拨款，远超白宫上月向国会请求的370亿美元总额。

　　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造和强化这一联盟。这制造出关于欧洲大陆乃至全球安全秩序的“集体恐惧”，而本已出现“脑死亡”征兆的北约，得以“复活”和强化。北约新“战略概念”称俄罗斯是“最大且直接的威胁”，确认并巩固了该集团积极遏制俄罗斯的政策。俄乌冲突则被拜登总统描绘为“民主与威权之战”和“历史的拐点”。美方更冠冕堂皇地宣称，谁不支持对俄制裁，就是“拒绝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抛开了历史经纬，何来“历史正确”？

　　当前俄乌冲突的实质，正是冷战后俄罗斯与北约地缘政治矛盾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从根本上看，这是美国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政策长期堆栈而成的恶果，而北约持续东扩及对俄罗斯的长期遏制正是俄乌冲突的导火索。实际上，身经冷战的美国战略家早已对北约东扩的灾难性后果发出预警。“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早在1998年即表示，北约东扩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

11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市场，商贩准备商品。新华社发

　　安全困境中的希望之光

　　人间正道是沧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经典《礼记》勾勒出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身处乱世的诗人韦庄曾发出世道不昌的无奈感叹。

　　在历史前行的某些节点，戚戚内顾比敞开胸怀来得容易，抱残守缺比顺应时代显得“智慧”，迎合民粹比培育合作更受青睐——这正是百年变局的深刻复杂之处。

　　全球化的退潮、自由主义的隐退、强权政治的回归，让人们心生忧虑：执意强化大国竞争，甚至可能调整资源配置为大战做准备；大步回归集团对抗、冷战传统；与应对疫情冲击相似，为应对地缘政治变化，泛化国家安全，强调的是本国优先，而不再是自由贸易和投资流动带来的普遍受益。

　　罗伯特·卡根等一些西方知名学者惊呼，“俄乌冲突正在使一个更加危险的多极世界加速形成”“美国治下的和平可能会让位于全球混乱”。

　　这一看似理性的“警示”不仅美化了霸权，而且颠倒了因果。追根溯源，俄乌冲突只是触发了大国冲突的传统病征，当前危机凸显美国霸权和美西方主导国际治理体系的失效。回望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世界本应迎来充满希望的“长周期和平”，但人类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仍在经历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危机。

　　曾几何时，政治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的欧洲被视为和平与繁荣的成功范例。西方学者认为，北约和欧盟双双东扩，可以构成维护欧洲持久和平与繁荣的“双保险”。如今，现实的强烈反差昭示世界，个别国家和集团谋求以实力扩张获得绝对安全，挤压其他国家的安全空间，最终只会造成地区安全局势恶化，让自身和国际社会陷入更大的不安全。

　　树曲木者，恶得直景！美西方国家长期固守霸权思维和意识形态藩篱，违背时代的发展大势，是当前危机与乱象之源。

　　面对冷战结束三十年后的危机与乱象，世界需要冷静而深刻的反思。德国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指出，我们正在目睹大小危机史无前例地汇聚集合，这些危机有许多不仅是衰败的迹象，也是新世界秩序正在诞生的迹象。

　　面对暴力和冲突的蔓延，恐怖主义的猖獗，全球疫情的肆虐，核战争与核毁灭的威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历史和现实反复昭示我们，世界上既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也不存在脱离世界安全的独善其身，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

　　摒弃霸权与对抗，追求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福祉所系。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被誉为“这个星球唯一的未来”；主张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全球安全倡议，才被视为“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力武器”。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诉求和愿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当今时代，国际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世界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全球安全倡议是对传统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扬弃和超越：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萤光爝火，日月之明。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中一直秉持着天下一家、和合共生的理念，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新时代的中国胸怀世界和平发展，情系各国人民安危，引领时代发展进步潮流，坚定倡导构建人类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倡议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深厚的天下情怀，直面全球安全赤字，引领共同安全道路，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为人类社会通往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世界指出了清晰路径。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认为，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国际社会的需求，“那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安全机制，所有国家都认同一套能带来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以及价值观，避免一个或几个国家自行其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单方面加强自身的和平与安全”。

7月10日，人们在黎巴嫩的黎波里排队购买面包。新华社发

　　“霸权治下”的安全反思

　　“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

　　2200多年前韩非子《初见秦》中“世有三亡”说，仍可以用来把脉当今世界。

　　今年以来，当拜登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推行歧视性补贴政策，当美国主导北约追求绝对安全而招致俄罗斯的反击时，霸权对安全的消极作用，愈发清晰地暴露于世人眼前——美国霸权主义的历史旧梦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势背道而驰。

　　美国的病根在于，无视别国的安全和发展需求，无视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执念于维持自身霸权和“中心—外围”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核心位置，非西方国家则被永久排挤在边缘。

　　这也是当今世界安全困境的根源：美西方强行延续霸权，无视乃至压制非西方整体崛起，在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极度自私自利。美英等西方国家在论及东西方矛盾时，总是将其归类为民主、人权和价值观矛盾。这是蓄意歪曲事实、误导世界。西方与非西方矛盾的本质不在于文化价值观、制度和人权分歧，而在于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平等。

　　所谓“美西方代表世界”，注定是一场地缘政治梦幻。尽管美西方施加了巨大压力，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追随美英的主要是西方国家，不到全球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人口只占世界的七分之一。世界大多数国家拒绝美西方兜售的民主叙事，更拒绝在美国推行的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鼓噪“改变中国所处的环境”，也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期待的亚太国家对华“围剿”彻底落了空。印尼国防部长普拉波沃在演讲中明确指出，各国应尊重中国的正当崛起和所需发展空间，“亚洲国家都有曾被大国支配、奴役和剥削的共同历史，因此区域国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友善的环境，以‘亚洲方式’解决分歧和挑战”“我们敦促各国尊重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国家的正当崛起”。

　　执迷于“遏制中国影响力”，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日前，美国时隔八年再次举办美非峰会。明眼人都看得清楚，此次美非峰会与今年早些时候举办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第九届美洲峰会、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等如出一辙，追踪打压中国的影响力，这似乎成了美国外交的发力点，但在实打实的中国贡献面前注定徒劳。正如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明确表示，所罗门群岛不会“选边站”，针对中所安全合作的反对声音“非常具有侮辱性”。

　　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

　　“西方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正走向西方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这样认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指出，“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霸权”。每个国家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但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力。

　　在世界对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追求中，美国的霸权话术已然失灵。

　　以安全挑战和中国威胁为噱头，并不能为美国修复其在数十年霸权行径中失去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会置和平发展于不顾，为霸权私利火中取栗。美国国际战略联盟公司创始人乔治·库认为，美国浪费了大量精力和资源企图遏制中国崛起。这种做法从未奏效，将来也不会奏效。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与中国合作，找到互惠互利的结果。

　　贩卖恐惧，也无法推销“平行世界”。世界各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红利，希望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寻求理性的平衡。面对执意要把太平洋变为“大国战场”的美国，地区国家忧从中来、拒绝“共舞”。新加坡无任所大使许通美善意地提醒：“亚洲人以贸易为生。”斐济国防部长鲁伊拉图明确表示：“中国是地区发展的主要伙伴。”

　　充满希望的非洲大陆，同样珍视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而厌恶西方国家居高临下、口惠而实不至的说教。非洲朋友们说：“每次中国来访，我们就收获一家医院；每次英国来访，我们就得到一次演讲。”美国在传统上把非洲视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中国等却把非洲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大陆。

　　即使是欧洲国家，也不认同“捆绑中俄”的做法。比利时、荷兰等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反对因涉疆和涉港问题重组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他们认为，欧洲不必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明确表示，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

图为11月16日在泰国首都曼谷街头拍摄的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标识。新华社发

　　以天下情怀求索大同之道

　　“我们不会回去！”

　　今年夏天，马德里北约峰会期间，反战大游行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不要战争，让我们停止吧”“推动和平是谎言，它在鼓动战争”“北约就像一列疯狂的火车”等愤怒的口号响彻在美欧多场抗议集会活动中。

　　世界也不会“回去”——在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合作、倒退与进步等根本问题上，“我们不会回去”的呼声清晰而坚定，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正确的一边。

　　风雷激荡的变局之中，我们看到一些国家迟疑彷徨，甚至保守倒退，继续将自身私利凌驾于国际公义之上。无论是北约战略文件首次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还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竞赢”中国的战略，美国裹挟西方盟友挑动世界分裂对抗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建桥还是筑墙，合作还是对抗，选择不同，则命运不同。

　　12月初，首次在中东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精彩纷呈，而中阿、中海、中沙领导人“三环峰会”同样引人瞩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动，体现出中阿面对全球挑战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择。

　　从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到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亚太经合组织曼谷会议，再到此次“三环峰会”，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二十大前后三次出访期间，累计同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双边会见，向世界发出了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中国声音。

　　这声音回应时代之问，化解时代之困。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格局调整和权力转移期往往也是地缘矛盾多发期。当代的国际安全危机会带来失序，也会催生变革，关键取决于如何应对。

　　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到“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中国统筹安全与发展，因应国际形势新变化，应对国际形势新挑战，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安全问题的破解之道。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指明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践行“天下一家”，摒弃“非友即敌”。固守意识形态执念，将世界分裂为“民主的我者”和“威权的他者”，是人类和平发展的根本威胁。只有把代表人类整体的“我们”作为全球性叙事主体，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为旨归，世界的嬗变才能获得有力的正向支撑。

　　——以普遍安全促共同发展，而不是以绝对安全谋霸权私利。美西方少数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别国经济科技发展进行打压遏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民生困难。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消弭冲突根源，实现世界长治久安。

　　——开展良性竞争，拒绝零和博弈。在分裂、对抗的意识形态中进行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只会祸乱世界；只有在开放、合作的环境中开展基于公平规则的良性竞争，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坐而论道，起而行之。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在纽约召开的维和峰会上的一段内幕：奥巴马总统轻描淡写地无视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少而又少的事实，而中国挺身而出，承诺派遣一支由8000人组成的训练有素的维和常备军，并出资培训非洲的维和人员。这一大手笔的方案赢得了参会者的掌声。潘基文写道，“我喜出望外”。

　　这只是中国参与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就乌克兰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探索解决之道，始终做热点问题的斡旋者。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借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平台，中国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注入了活力，始终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

　　全球安全倡议与习近平主席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相辅相成，呼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在国际社会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各国谋安全、促发展提供了新支撑。

　　人间正道在大同。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7日 16版）

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